《温州市公安志》里有这样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——6个年轻人，身着军装，腰间别着手枪，威风凛凛。
　　他们就是温州市第一批公安民警。
　　据了解，温州市人民公安部门于1949年5月11日建立，始称“温州市军事委员会公安科”，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兼任科长，下设治安组、侦捕组、审讯组、执法组，工作人员32人。后公安机关名称、管辖范围几经变更，到1981年10月，温州地、市公安机关合并，组建温州市公安局。
　　往事如烟，第一代温州公安健在的已没有几位，温州市第一批公安人员训练班（即“公训班”）学员也仅有半数健在。他们经历了温州公安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风雨历程。
　　日前，笔者拜访了照片中的2位老公安和首批“公训班”的10来位老同志。回望来时路，老人们百感交集。

　　老局长的故
　　
　　全城步行巡逻一圈只要两小时
　　合并后的温州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叫盛从冲（上图前排左一），就是照片中那6个年轻人中的一位。11月17日，笔者在盛从冲老人家中采访了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公安局长。老局长虽然年事已高，腿脚已有些不利索，但精神依然抖擞，顶上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一脸正气、不怒自威。
　　盛从冲老人1928年出生，玉环人，参军后不久便随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。之后，他被分配到公安科执法队，不久又调到行政治安科，从此开始了数10年漫长的公安生涯。1981年，他成为温州地、市合并以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，1985年才离开公安队伍去了温州市人大。
　　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城区巡逻以及相应的治安管理。”盛老告诉笔者。解放初期，整个温州城区仅有49辆自行车，他们巡逻出行全靠步行，“那时候身体好、腿脚快，我们一般三四个人一组，全城走一圈只要两个小时。”

　　没有手铐抓贼用绳捆
　　没有车子还是小事情，刚开始的时候连手铐都没有。公安干警抓人往往是一拥而上，逮住后用绳子捆个结实。
　　采访中，盛老感慨颇深的便是当时的民风非常淳朴，杀人抢劫的事少有发生，顶多是小打小闹，或小蟊贼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“别看我们当初就这么几十号人，因为基层组织十分严密，我们对社会动态也很了解。做小偷的，一般也就那几个人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”
　　不过由于刚刚解放，国民党时期的残余影响力还在，这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了一定隐患。最突出的一是枪支使用混乱，二是偷偷吸食鸦片的人还很多。为此，有一段时间，盛老他们最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抓枪、抓毒工作上。
　　回首往事，老局长感慨道，那时候他们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，根本不计个人得失，吃住都在局里，一有事就争先上阵。“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分配，我们这些警察是没有工资的，呵呵。”
　　
　　老侦察员的故事
　　
　　特制臂章藏了几十年
　　通过盛从冲的引见，笔者联系上了照片上另一位老公安（左图中后排右二），曾经当过侦察员、生擒过特务的林立华老人。
　　林老是温州本地人，比盛老还年长1岁，个头不高，透着机敏，头发斑白、身体硬朗。来到林老的书房，只见书桌玻璃下压着一张大幅黑白照片，正是《公安志》所收录的那张！
　　林老说，他平日里有剪报、收藏历史材料的习惯，《温州市公安志》里不少材料都是他提供的。说着，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珍贵的解放初期公安人员所佩戴的臂章。
　　当时政府机关人员穿的是绿色军服、戴绿色军帽，而公安人员则着黄色军服、戴大盖帽，并佩戴特制臂章以示区别。

　　头枕着手枪睡觉
　　林老先生是第一批加入公安机关的温州本土学生。“我在学校里就是积极分子，解放后便加入了公安机关。”林老被分配到侦察科（可以说是现在国家安全局的前身），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对特务的侦察。当时的侦察设备简陋，枪支弹药却不少。
　　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沿海岛屿（洞头、大陈、披山等处）仍为国民党残余势力所盘踞，成为国民党派遣特务的跳板。温州面临着特务和地下国民党的抢劫、爆破、暗杀和情报活动的严峻挑战。
　　作为温州市公安局侦察部门的干部，他们这些侦察人员都是24小时待命。“有段时间睡觉都不敢脱衣服，手枪就藏在枕头下面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爬起来。”

　　智擒国民党特务
　　1949到1953年，林老当了4年警察，后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打成右派。虽然破案无数，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在平阳智擒曾任国民党南京空军特务旅营长的谢某。
　　那年秋天，温州市区铁井栏口一间酒楼发生一起劫案，林立华负责前往侦查，发现原来堆放在酒楼墙角的“金圆券”被洗劫一空。后来经过侦查，他们找到了案犯之一——瑞安剃头匠阿土，随后又顺藤摸瓜查到了匪首——平阳金乡（现属苍南县）原大刀会头目谢立虎之侄、曾任国民党南京空军特务旅营长的谢某。原来，此人这次潜入温州抢劫旨在筹集活动经费。据了解，谢的部下有六七人，并有长短枪数支、电台一部。
　　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，公安部门决定利用阿土做内线，引蛇出洞，然后将其党羽一网打尽。林立华率领戴月和施明云两位同志一同执行这一任务。
　　到达金乡谢家后，林立华自称是茶山一富豪外孙，正在精心策划组织一支部队，来请谢某出山指挥军事行动。一开始，谢某假意推辞，但是经不住林立华他们的劝说，再加林立华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公子哥的派头，谢渐渐失去戒备之心。几番试探和较量之后，谢终于就范，答应随他们去鳌江见林的舅父“共商大计”。
　　当晚，他们便登上谢某自备的小船向鳌江驶去。
　　第二日凌晨到了鳌江，谢某急着要见林的“舅父”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林立华一个手势，戴、施一齐动手，把谢双手反扭背后。谢某无奈就擒。
　　
　　“公训班”的故事
　　
　　解放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公安部门对外招收人员时，很多百姓都不敢参加。有些人为了报名，要瞒着家人，甚至冒着被特务暗杀的危险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仍有很多有志青年报名参加，温州第一批“公训班”便招收了190多名学员。

　　报名时父母百般阻挠
　　1949年5月，温州市公安局的前身温州市军管会公安科（后更名为温州军管会公安部）成立，主要成员从浙南游击队纵队抽调。“当时，温州城乡治安形势十分严峻，为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，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，必须充实公安队伍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。”当时的温州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、现年79岁的吴文达回忆，以初创阶段仅百余人的警力，管理偌大的温州有一定难度。
　　因此，经温州市委和市军管会批准，由军管会公安部向社会公开招收有志青年，举办了温州市第一期公安人员训练班。
　　1949年6月，“公训班”在打锣桥瓯江小学（现温州广场路小学）设立招收学员报名处，并在《浙南日报》刊登通知。
　　黄锡良当时年仅19岁，老家瑞安，在市区一家画店当学徒。看到招生公告后便去报了名。“那时报名可没像现在这么热，没几个人去，更多人是在观望。因为当时局势未稳，只有铁了心跟党走的人才去参加。”后来，他一直从事公安事业。
　　据另一些老人回忆，当时特务活动频繁，常有暗杀破坏事件发生。一些有志青年参军入伍，不少做父母的就百般阻挠。“‘公训班’几乎每天都有学员家属来纠缠，为了减少麻烦，‘公训班’就东搬西搬，好像打游击一样。”
　　“公训班”曾迁驻南门赞善小学，学员王志龙的父亲经过再三打听，还是找到了那里，硬要小王跟他回家，并说：“我给国民党当了十几年兵，没有积蓄，还差点送了命。你要当警察，到底为了啥？”
　　但是，小王不听那一套，坚决革命的心不动摇。

　　月薪能买一斤猪肉和四两黄烟
　　1949年8月10日，“公训班”在县前头耶稣堂举行开学典礼。当时招收的学员有190余人，其中青年工人、学生、学徒占绝大多数，清一色男学员。年龄最小的13岁，大的30岁，开学后又陆续吸收30多人，中途清退不合格者数10人。
　　“公训班”按照“抗大”的要求，以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作为学员守则，按照军事管理编制。第一阶段是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相结合，第二阶段是业务学习和实际锻炼相结合。“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教学课程，而且参加人员本身素质就是参差不齐，我们这批学员学政治和练军事，主要为了提高思想觉悟。”黄锡良说。
　　据老人们介绍，“公训班”学员享受供给待遇，没有工资，每月每人大约发够买1斤猪肉和4两黄烟的钱。
　　“吃的是大锅饭，有时候吃面条，装在水桶里，大家自己去盛，吃饱为止。每人发一身从国民党警察局仓库中接收来的土布黄警服。”71岁的袁礼荣（退休前在温州市外事办公室工作）说：“当时年轻，但我能确定一点，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参加这个‘公训班’的。”

　　整顿摊贩和救火
　　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“公训班”的培训虽然短暂，但由于公安人员实在匮乏，为此，学员们在实习期便参与了公安工作。
　　“国民党时期警察的丑态一直留在温州人心里，为了与其区分，我们称自己为公安，一心一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。”实习锻炼主要是参加全市的摊贩整顿工作。当时全市区有固定摊贩2000多人，成员十分复杂，有不少伪军政人员混迹其中，甚至有个别潜伏特务以摊贩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，整顿摊贩在业务实习中成了关键。
　　而当笔者询问什么事记忆最深时，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救火。
　　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不断对上海、杭州、温州等已解放城市进行空袭骚扰。1949年8月20日那天，敌机对温州市区疯狂投弹，城西麻行僧街口民房多数中弹起火，“公训班”学员闻讯飞奔火场，参加救火，帮助群众抢救财物。
　　“火焰从屋顶猛烈燃起，我们和学员高寿顺同志穿过火焰，爬上屋顶救火。没有任何灭火工具，我们完全是用树枝藤条使劲地把火给打掉的。灭火过程中，感到裤子有种被风掀起的感觉，紧贴着小腿的就是一阵剧烈的灼痛，低头一看，裤子着火了，当时吓得不知所措。”73岁的叶辉煌和74岁的朱锡桃老人回忆道。
　　在灭火过程中，很多人衣服都给烧破了，有些学员被烧伤，哪里有火灾哪里就有他们。不过，他们也因此积累了种种灭火经验，掌握了断火路、锁火源等方法。